12岁如何赚钱比较快，12岁小孩能干什么赚钱的活？

文：低调的幸福

图四：大俗摄影

三十多年前的农村，经济不像现在这样发达，人们打工挣钱的机会极少，在我们老家，到窑厂制作砖坯是人们能打工挣钱的唯一活计，可那活又苦又累，对体力要求很严，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干的。

那时，我们村里人挣钱的办法主要靠种棉花，地少的种三亩五亩，地多的甚至十亩二十亩的种，到了采摘的季节，地里一片白花花的，甚是喜人。

棉花采摘晾晒到了一定量之后，就会装在用四个化肥口袋拼接成的大包了，一个左右二三百斤，拉到乡里的收购站去卖。

那时每个乡里都有一个面积很大的收购站，里面的棉花垛像一座座小山一样壮观。几乎家家都要卖棉花，人们想把棉花的价格卖高一点，经常要贿赂收购站的那几个人，因为他们对棉花质量的高低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利。

那个测水分的仪器朝棉花里一插，然后报个数，就是棉花的级别，遇到他们情绪不佳，甚至会说你的棉花太潮，要拉回去重新晾晒，那时，你就需要陪着笑脸，低声下气的哀求，和他拉关系才能涉险过关。

所以这几个人在乡里的名气，就像今天的网红。我们村就有一个在收购站工作的人，在收购站歇业很多年之后，他和邻居吵架，邻居骂他说：“你别他妈不要脸，你现在住的这几间房，是你自己花钱盖的吗，那时村里的老少爷们凑钱给你盖得，当初你收棉花时你牛，现在你牛不起来了，当初你吃了乡亲们的，就该让你吐出来。”原来，小官巨腐几十年前就已经有了。

我十二岁那年，不知道我们乡的收购站出了什么问题，突然停止的收购。而且停得猝不及防，好多棉农都已经运到收购站了，只能眼睁睁地把棉花留在收购站的院子了。

那时我们上学正好要经过收购站，志峰家的棉花被锁在了收购站，他妈妈便给他个任务，每天都看看收购站是否开门。

小孩子不知轻重，大人们早就心急如焚了，志峰却找到了吹牛的资本，每当我们站在收购站的栅栏门外，他就得意的指给我看：“那第四辆车的棉花是我家的，再往前一点的那辆，是我二叔的，我爷爷家的也在里面，在外面看不见，你家的在哪里。”

我顿觉自惭形秽小声说：“没我家的。”志峰一脸的不屑：“原来你家没棉花在里面呀！”在他的嘲笑声中，我也觉得没棉花锁在收购站里是件很丢人的事。

收购站久不开门，我家的棉花也到了该交售的时候。父亲打听到离家三十里的榆林庄收购站还在收购，决定把棉花拉到那里去卖。

那时，我们三家人合养着一匹马，那马是万万不可能动的，一千多斤棉花只能用人力车运到榆林庄，在去榆林庄的路上，还有一段虽然不陡但却很长的上坡路。

因为家里还有很多的活计，父亲母亲一起去损失太大，于是父亲决定星期天让我陪他一起去，从未出过那么远的门，我很兴奋，更重要的是等星期一上学后，我可以骄傲的告诉志峰，昨天，我去榆林庄了，而且是卖棉花，不仅在棉花这件事上和他扯平，去了榆林庄就更胜他一筹，榆林庄我估计他都没听说过。

星期天的凌晨四点，我们父子二人就出发了，父亲说路远赶早不赶晚，而且他担心我一口气走不了那么远的路，给我留出了休息的时间。一千多斤棉花，六个化肥口袋缝制的大包，装了满满的一车。

父亲在车上拴了个绳子，挽了一个套，母亲递给我一条毛巾说：“拉的时候垫上点儿，别勒破了膀子。”九月的四点天还没亮，好在那天的月光不错。走了一段路，经过一个村子，此时天色微明，村里不时传来几声鸡叫，我和父亲说：“这要是在晚两个月，就是‘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了”。

父亲想不到我能说出这样有文采的话，狠狠地表扬了我几句，我拉车的劲儿更足了。要上那个大漫坡了，父亲建议休息一下，我气势正盛说：“上去再歇吧！”父子二人齐心协力地上了坡，弄得满身是汗。

在坡顶稍作休息后，我们继续赶路。可能在田野里跑惯了，除了在中途短暂休息了两次，我并没有出现父亲担心的走不了路的情况。大概上午七点半左右，我们赶到了榆林庄收购站，父亲顿时有点傻眼，虽然收购站还没上班，但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

“这下我们是不是回不去了？”我担心地问。“谁知道，来了就等着吧。”父亲回答。放下车子，父亲领着我到旁边的小吃摊喝了碗豆腐脑吃了几根油条，我顿觉不虚此行。

收购站上班之后，停在门口的棉花车开始鱼贯而入，一开始还算有序，但到了接近中午的时候，有许多附近的村民做起了地头蛇，开始插队，秩序一下子乱了起来，收购站里不得不找了个人维持秩序。

中午时我们的棉花还没交上。午饭吃的烩饼，吃饭的时候父亲说下午要想想办法了，不然咱回家就得半宿里了。我倒是没觉得什么，半宿回家再在这里弄顿晚饭也不错，我甚至想好了，晚饭吃焖饼喝鸡蛋汤，因为邻桌吃的就是这个我看着不错。不过没敢和父亲说。

吃完饭回去后，父亲看到上午维持秩序的那个人落寞地坐在墙角，便掏出兜里的劣质香烟去和那人套近乎，那时父亲抽的是春耕，好像是一毛二一盒。

那人点上烟后和父亲唠嗑，说的什么我没注意，反正两人一根接一根地抽了很多烟，收购站上班之后，那人又去维持秩序，父亲满面笑容的回来说：“解决了，那人说了，在有插队的就让我们往前面挤，他会拼命的训斥让我们回去，咱就假装听不见，他就有办法。”

果然，下午的进程和那人预料的一样，当秩序刚一乱的时候，父亲抬起车把，我挽起绳子拼命往前拉，那人立刻冲了过来喊道：“不许插队，回去，回去，都退回去。”然后，拦住了我们后面的车子。这时听到有人喊：“那人还在插队，你怎么不管他呀！”肯定是在说我们，既然有约定，我们仍然没有停下。那人追上来，朝父亲吼道：“别人都站住了，你为什么不站住。”

父亲没有理他，依旧往前走，那人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说：“真拿你没办法，那你就快点，赶紧称了，赶紧走。”就这样，我们顺利地卖了棉花，结完账之后，父亲让我看着车子，又给那家伙买了盒春耕。

吃焖饼无望了，我们开始往家走，车子轻了，父子二人一人坐车一人拉车，倒也没觉得累，天黑之前终于赶回了家。

一晃事情过去三十多年了，乡亲们已经很少种棉花，春耕烟再也找不到，父亲也老了。偶尔和父亲提起当年的榆林庄之行，说起他几根春耕烟就解决了难题，父亲颇有些“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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