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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赤子之眼,看现实和远方。近日,由凹凸镜DOC与叢林BushDefinition联合策划的“赤子之眼——纪录片新势力”活动在成都拉开了序幕。青年创作者们从自身出发,以镜头为眼,看向现实生活的角落,展现了青年人对这个世界的关切。我们采访了章梦奇、王申、陈昱璁、刘博濠四位导演和两位策展人,他们对于纪录片创作理念的阐述,带我们走进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细微处”,通过他们的镜头,我们能一窥不同视角之下的生活和远方。

——编者按

用脚步丈量世界,去触摸不一样的人生,旅行的魅力在于拥抱远方,感知生命真实的温度。跟随非虚构影像走入真实,世界细微之处的纹理纤毫毕现,远方即是真实存在着的另一段人生所凝聚之处。

新一代纪录片作者有着丰富的身份背景,他们有的来自纽约大学南加大,有的则生长于非影像创作领域,有的来自剧场,有的来自新闻媒体等等。无一例外,在接棒纪录片前辈的过程中,在理解纪实影像的“在地性”时,年轻创作者将镜头对准了从自身出发所注释的当今世界,生活的细微层面,比如个人的生命选择、人生境遇的变迁,以及那些由好奇心所引向的远方,比如民族、民俗的当代写照,海外华人的生存状况,气象、社会治安等公共领域等等。

新鲜的作品之中,何谓“新势力”一览无余。从纪录片到非虚构,创作者的自由度、灵活性体现在选材角度上,也体现在创作方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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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正在进行交流的创作者们。

“我特别想让观众能够感受到,非虚构影像是一种具有影响力的叙事,而人人都有记述现实生活的权利。”

“我希望新作者和他们的作品被更多人看到,人们想起‘纪录片’三个字时,能够感受到远方的真实存在,而不是只有从一种文化中割裂出来的符号。”

两位策划人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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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视生活,去他的值不值得

曾向别处万般探寻理想生活的人,会在某一次回头看向此时此地。青年导演章梦奇就是其中一个例证。她曾长居城市之中,经过十几年从城市到故乡村庄的往返,一次次将镜头对准了她称之为“47公里”村居日常。

在“赤子之眼”的节目单上,私影像作品将其张扬的自由之姿直接注入在了片名当中,一来就吸引了年轻观众的眼睛。

章梦奇在这次活动中拿出了长片作品《自画像:47公里童话》(下称“童话”)。这是她加入知名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发起的“民间记忆计划”之后,创作的“自画像”系列之一。在过去十年之中,章梦奇每个冬天都会回到她口中的“47公里”,那是一个不起眼的村庄最终落定在她记忆里的名字,是她家乡的名字。舞蹈专业出身的章梦奇,把自己第一个作品的名字给了她的家乡,——47公里在“自画像”系列中成了真正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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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座被她称为47公里的小村目前已并入了附近的钓鱼台村,但在漫长的行政划定过程中,一个小小的村子已更名无数次。章梦奇决定叫它“47公里”,源于十二年前独自重返此地的印象。

“那一次,大伯来接我,那里也没有什么标志性建筑,他说他站在一块石碑旁等我,石碑上写着‘47公里’,所以我就记住了。”

小时候,章梦奇小时候出生居住在县城,和现在村子里很多原住民一样,只在逢年过节时才带着年货回到村里来探亲。她的祖辈、父辈都在这里生活。但在她创作“自画像”系列的过程中,亲眷们都渐渐离开。到拍摄《童话》的2019年,章梦奇已不便于继续借住在大伯的家,她决定实现她许给孩子们的愿望,着手搭建属于自己的家。

从最早给孩子们布置的公益阅览室,到现在向孩子们开放的新的一种艺术空间,章梦奇的“自画像”系列记录的是她与这座小村的双重真实。

原本以为自己只是暂时回到村子里追寻血脉中的历史,现在的她已经彻底住下了。章梦奇在“民间记忆计划”的探索,不但得出了关于乡村生活现状的真实,也捕捉到了她自己对家乡的地方感形成过程的真实。非虚构影像创作的可贵之处,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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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画像:47公里童话》中的小朋友雷金婷

从2010年开始,章梦奇要求自己每一年回去拍村庄,每次拍完都要剪出来,作为一部部纪录片,把村子和自己的创作轨迹保存下来。

创作中的章梦奇自由自在,她在最新的这部《童话》里记录了村子里三个孩子的童言童语,以及从孩子们的简笔画,到搭建一座宅院的过程。

宅院从孩子们的想象中生长出来,建在她的“梦想之地”。章梦奇在镜头前比划着这个院子的方位、朝向,最后她将自己的房子通体漆成蓝色。现在,章梦奇在这个蓝房子里创作,在这里为仍然生活在村子里寥寥无几的孩子提供阅读、学习的空间,她还在院子里种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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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画像:47公里童话》孩子们拿起DV拍摄自己的生活

“那些种子多么不起眼,却能长成我需要的食粮,这是之前我住在城市里想象不到的。”无疑,章梦奇在十二年前开启纪录片创作,也撒下了种子,无论是“自画像”系列,还是《童话》里画面中稳稳地手持DV记录个人生活和感受的孩子们,这都是屏幕前观众的食粮。

策展人Lady Midnight说,在看到这次的私影像作品,包括节目单上名字最长的《西南·南山·三坑·六和·大塘 爆走96公里旅之极北编》之前,大家想象的纪录片,甚至私影像可能都是精致的,感情充沛的,要反思较为宏大的终极命题的。“实际上,现在就拿起DV或者手机,每个人的生活都独一无二,不需要有值得或不值得被记录这种单一的价值判断。”

对生活的关注也不只有来自私影像的表达。纪录长片《遥望繁星》以似乎一种old school的方式,将镜头对准了河北邯郸的一片天空,记录着环保部门的行动。这一切,与天空下的每个人有关,是社会议题,但影像却皆是对个体的注视。

在韩萌的镜头下,负责治理当地PM2.5排放的官员工作上绷得很紧,他们天天开会,天天摸排;当他们回到家庭生活,为孩子治病以及思考工作方法时,又怀着再平凡不过的担忧。在这样的对比中,生活中真实的困境缓慢显现,人们努力寻找与气候变化和解的方案,理智上无法允许失控的结果,也难以从情理上接纳人并不一定胜天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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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望繁星》中的人们戴着防霾口罩在公园中游玩休闲

策展人沙丘在谈到这部作品时提到,也许很多人认为韩萌的处理方式太温和,但是在官员的意识和行动方面受到高度重视的空气质量问题上,这种无奈未必不是最真实的。《遥望繁星》或许是个提示,向生活的未知领域进行探索时,最刺激的、最刻奇的部分不一定是最可信的答案,真实的处境,看上去往往平凡、普通、陷于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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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出发,透视海外人生

决意远行,是想从他者、他方之中照见自我的模样,寻求从未断裂但很少在故土完整浮现的自我身份认同。当通向异乡的旅途中风浪骤起,自我才会在被拍打、被撼动的境遇中适时显现。走出国门,人便成了过客,成了“外国人”,身份约束了人对异乡的探索,却放大了羁旅之中的风险。

荷兰IDFA完成新作《石史诗》的首映后,王申回到国内,继续准备新的创作。这次活动上,他在2017年完成的首部纪录长片《芳舟》将与观众见面。

2018年,《芳舟》曾在位于北京798艺术区的一个艺术空间举办学术放映。作品讲了一位家在秦皇岛的中年女性飘洋过海创业的故事。在王申年轻的脸上,以及他的求学经历中,人们很难找到拍摄这样一个故事的原因。

但看过《芳舟》的观众,都会深深被故事中那个叫作“燕姐”的人吸引。她在希腊、保加利亚,为出海打工挣钱的同胞争取机会和权益,她望着家乡秦皇岛港口的集装箱,表达自己海外创业的宏愿,她在许多只有旅外华人才能明白的艰难处境中情绪激动、奔走协调,如此等等,朴素、炽烈,充满了民间智慧和幽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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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王申创作纪录片的,是他的好奇心。在跨地域文化语境中,人与事物的命运将怎样转变?这吸引他去思考和记录。在这个层面上,作品即是一名作者的知识体系,是一篇研究报告,但影像对叙事的参与,让诸如《芳舟》这样的作品无丝毫枯燥。

类似的特质也显现在陈昱璁导演的纪录短片《未竟人生》之中,这部作品获得了学生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项,讲述一名华裔律师为一名中国学子的遇害奔走的过程。导演陈昱璁毕业于南加大电影制作硕士研究生专业,在她研三那一年,短片中那个真实的故事刚迎来一个等了五年的答案。

2014年,中国留学生纪欣然在南加大附近遭遇抢劫和殴打,因伤势过重,不幸离世。由于案犯均为未成年人,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此案经过5年漫长庭审才得以宣判。判决两天后,南加大附近又发生了枪击案。

对于陈昱璁而言,受害者都是自己的校友,犯罪者又都来自附近街区,惨剧与威胁都近在咫尺,她感到必须有所行动。陈昱璁积极地采访了许多人,包括欣然的同学,最后还是决定从蔡律师这条线索来组织素材。“比如说Netflix,他们做的罪案纪录片其实大部分是在关注犯罪者,犯罪如何产生,犯罪者有什么心理,我不想那么做,我只想作为亲友和同胞来讲述欣然生命的最后一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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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竟人生》中的蔡律师正在法庭上

她为深切感受欣然的遭遇,去尽可能搜集了所有的素材,以及分析暴力行为的成因,但始终听从负责欣然案的蔡律师建议,没有去接触欣然的父母,为的是不想让作品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影片中,蔡律师曾感慨道,欣然的家在中国的内蒙,而自己的家乡在美国的南加州一个生命让天涯与海角在他乡重逢了,这是痛心的遭遇,而它的历程都是因为爱。

最终,陈昱璁用克制的篇幅但更加细腻的影像,通过蔡律师和检察官的口述,向观众描述了欣然其人,以及他遭受的惨剧。她把自己为此案调查的其他信息,任何有可能引诱人们将事实的是非与其他方面混淆的信息,比如族裔,比如贫富偏见等,尽可能剔除。

“因为是毕设,我把片子拿出来跟同学们讨论,大家注意到了族裔,为各自族裔辩护,却没有人关心这里有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消逝了。”陈昱璁坦承,这是从前她所想不到的一种现实,在海外生活,族裔特征太过显眼,偏见与威胁随之而来,并非通过从外到内的文化融入所能遮盖的。她总结道,唯一能降低冲突发生、人身危险的方式,就是提醒自己不要独行,要学会合作和求助,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

从个人角度对他人的亲身经历表达深切关注的创作者,还有目前在界面新闻箭厂工作室担任制片人、导演的郭容非。2019年,郭容非以导演身份参与的纪实影像项目《生育纪事》正式发布,其中的《跨国冻卵的单身女人》由郭容非执导,在今年“赤子之眼”活动中,这部短片也面向线下观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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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容非纪录短片《跨国冻卵的单身女人》宣传海报,故事的两位主角,郭蕾与阿布

在阿布和郭蕾看来,在最佳生育年龄过去之前,冻卵是天底下唯一的后悔药。阿布在过年回家时,向家人和朋友说出了自己跨国冻卵的事情,在沟通中仍然尝试着思考成为母亲的可能性,这一重身份对女性的诱惑,考虑着生育、养育等等。

阿布的年龄、职业和家庭情况,让郭容非仿佛看到了自己,这让她对女性在生育、婚恋话题中的种种思虑更加能产生共鸣,对阿布作为女性所陷入的困境有了切实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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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冻卵的单身女人》中的主要人物之一阿布,过年时回家,在房顶上点燃了一支烟花棒

拍摄这部作品,郭容非拍的是感受到不同困境的单身女性,拍的是女性想要在海外尝试冻卵以重新掌控自己的肚子,自己的生育权和人生。同样作为女性,她所记录的未尝不是自己向外求索时的复杂心境。

临行前的挣扎,过程中的煎熬和疼痛,要真实地了解女性自身,非经这一遭不可。郭容非选择用镜头将这份真实带回到她的思考和身体当中,也带给了想象过却也许从不了解女性的人们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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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过山丘,“直过民族”正在奇幻漂流

在没有对其他文化族群的生活进行深度观察之前,世界依然不曾向一个旅行者完全打开。居住的场所可以只有一个中心,旅行也可以只有一个目的地,但是文化观念如果只有单一的支点,人所见到的、理解的世界便不是彻然的真实。

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刘博濠在家乡寻找着另一个真实可感的世界。他热爱篮球,篮球见证了他从少年长成小伙,又陪着他度过了在异乡求学的寂寞时刻。回国后,他从短视频里看到了在大凉山带着孩子们打球的同龄人,彝族小伙阿木。

刘博濠去过大凉山做公益,但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大凉山里有个篮球队。他介绍说篮球也有自身独特的影像文化,在美国NBA湖人俱乐部前队长科比去世之后,他一度沉浸在哀痛里,一直在思考能做点什么事情来能致敬自己的偶像。

于是,刘博濠孤身一人跟拍阿木,完成了这部备受他珍视的作品《鹰栖凉山》。为了这部片子,他扛着机器、带着无人机,数次进出大凉山。其中一次,刘博濠把几十斤重的设备扛上大凉山悬崖村,用了整整四个小时,下来又用了两个多小时。

“我当时想,这种事一辈子有一次就够拿去吹嘘了吧,现在想想,要是继续拍篮球队,我还会爬上去的。”悬崖村并不是教练员阿木带领的“黑鹰队”主要生源地,这支青少年篮球队的队员来自大凉山的各个村寨,他们的主要活动场地是山脚下建成的扶贫新村,那里有一个水泥地篮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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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栖凉山》黑鹰队教练员阿木背着篮球鞋爬上悬崖村的“天梯”,他还带了篮球筐

刘博濠觉得,将阿木特意去悬崖村安装篮球筐这件事记录下来非常必要,当他自己从镜头里看到这个画面的一刻,顿时感到做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我不知道不打篮球的人明不明白,悬崖村里还有一些孩子,这个篮球筐就是希望。”

《鹰栖凉山》在悬崖村这一段与香港有线电视制作的纪实系列《无穷之路》形成了梦幻联动,刘博濠心心念念的篮球则是在大凉山新村之中,更为具体的生机。据刘博濠推测,他应该是最早一批独自拍摄当地青少年篮球队的纪录片作者,后来他还常常跟阿木聊天,阿木说在他走后,又来了一些人要拍黑鹰队,现在当地已经开始建篮球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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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栖凉山》在新村里的篮球场上,孩子们等着打球,他们正在围观黑鹰队队徽被贴上篮板

刘博濠在海外的校友陈东楠则前往云南山区,和摄影师李继松互相支撑着拍摄完成了《旷野歌声》。在去年的报道《苗族合唱团,唱圣歌的农民走向世界》一文中,陈东楠用镜头探索的小水井村故事已为读者详细讲述。

“我对角色的感觉是先上来的,并不一定是议题优先。”在陈东楠的身上,年轻创作者的个人化倾向依然清晰可见。在小水井村,陈东楠首先被那个叫作建生的歌者打动,建生在带着大家唱歌,他的状态十分纯粹和陶醉,歌声就是他虔诚的祈祷。

陈东楠被这样一个热忱的人感动,她和李继松用镜头将建生对信仰和歌唱所寄予的纯白无暇的向往完好记录了下来。虽然生长在不同的民族文化里,陈东楠从这种可以共同感知的情绪里来到了《旷野歌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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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野歌声》建生在干农活

世代隐居在山林中的苗人怎样理解文化冲突,怎样在“直过民族”的境遇里适应发生变化的生活?陈东楠不但记录了建生的困惑,也记录了苗族姑娘用歌声迎来游客,凭歌声走出山林,又从城市复归小水井村的过程。没有一丝美化,没有一句解释,《旷野歌声》把这个极容易被贴上标签加以曲解的苗寨还给了渴求着远方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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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野歌声》为了最初的歌声,亚萍重回小水井村,在山头起舞

在“赤子之眼”的节目单上,不论是大凉山的黑鹰队,还是小水井村的唱诗班,“直过民族”正在发生的故事由非虚构影像来到城市里观众的跟前,去中心化的文化视角所展现的这部分现实,让人对真实的认知又往前行了一小步。

从这些影像回到城市的日常之中,生活或许不再那么苍白,它们开始积极地刺激影像所达到的每个人,焕然一新地去审视自身的思想与处境。“凹凸镜DOC做了六七年,叢林做了十几年,不为这种对影响力量的相信,这是很难做下来的,现在我还相信。”策展人沙丘认为,现在纪录片好像更火了,但却不是因为纪实影像本身的力量,而是将其他地方的文化割裂为食物、物件、奇观,与此同时,作品为了商业化,也在逃避“纪录片”这个称谓,怕这个名字会吓跑观众。

“赤子之眼”背后的两位策划人,多年来一直在以“为爱发电”的方式,保持自己对纪录片、艺术电影的关注和支持。在他们看来,非虚构影像的价值并不诞生于对猎奇心理的满足之上,而是要完成对核心议题的调查和表现,作出真正的知识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作者与观众不但探索了同一片未知的世界,还理解了它,感知到“真实”实际上具有很好的延展性。

“不是在切割真实,而是让人感知我们很难抵达的远方,感知在别的时空,有人真实地生活着,像我们一样。”从非虚构影像中喷薄而出的这股新势力,他们是创作者,也是旅行者。他们让旅行的故事与远方的图景又进入了全新的语境。万里的路程在心里,在脚下,在眼前,也在镜头里,在透过他人的眼睛所凝固的影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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