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m项目是什么意思,股票cdm项目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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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 记者 程璐洋 作为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唐人虎的工号是第61号。

这是去年公司设置员工编号时,用抽签方式分配的工号,因为这样更有利于打造平等的公司氛围。对一家从国企走出来的公司而言,这样的安排,也代表着全新的阶段。

2005年11月,唐人虎在大唐集团组建了CDM办公室,早期包括他在内,共6名员工。2010年7月,唐人虎正式创立中创碳投,员工人数12人。2021年7月,中创碳投上榜工信部的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员工人数从200人左右,增加到350多人。

走过10年,中创碳投的办公室,却一直扎在北京北二环的歌华大厦922。唐人虎喜欢922这个数字,将中创碳投成立不久时创建的公司内刊取名922,企业文化也叫922文化。巧合的是,2020年中国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日期也是9月22号,和这家公司的门牌号一样。

从CDM到CCER

2005年,南京地铁1号线开通观光运营,南京成为中国大陆第六个拥有地铁的城市。那个阶段的中国社会,就像搭乘着一趟飞速向前的地铁。

在那么早的阶段就参与低碳领域,唐人虎解释,只是职业生涯的顺其自然。他把自己本硕博的热能工程专业,称为“研究锅炉烧开水的”。

2005年,唐人虎在大唐集团——原国家电力公司拆分重组后的特大型发电企业集团工作。他在北京香山作为锅炉专家,参与火电机组评标时接到通知,被派去开发CDM新项目

所谓CDM,即清洁发展机制,指1997年签订的《京都议定书》中引入的灵活履约机制之一,在2005年正式生效,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议定书提出的四种灵活履约机制之一规定,发达国家通过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可以获得减排量抵消额转让,获取相应减排权来实现减排目标。

也就是说,在当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企业通过注册CDM项目出售,就能获得上千万甚至上亿元的收入。可观的收入让能源企业和咨询公司纷纷入局,中国的碳圈从那时开始形成。

唐人虎组建的大唐集团CDM办公室,注册并签发了国内首个完整闭环的CDM项目,福建漳州六鳌一期风电项目。在高峰期,这些CDM项目每年为大唐电力赚取数亿元的减排收益。

同时,大唐集团CDM办公室的成员,也开始参与中国碳市场一系列标准的制定。唐人虎曾主持完成国家973计划的“碳关税,碳市场相关问题研究”。他作为国家发改委自愿减排(CCER)项目及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审核理事会专家,参与了中国碳市场的顶层设计。

但2009年,哥本哈根协议未达成具备法律效应的协议,意味着2012年后中国的CDM项目产生的减排量将无法出售给发达国家。

2010年,唐人虎和团队决定从大唐集团独立出来,创立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刚成立时,中创碳投以咨询业务为主,另一边寻找其他商业模式。

回忆从国企独立出来的决定,唐人虎承认当时的纠结,但他更愿意提及当时对碳市场及低碳发展的长期判断,减碳是全球性的长期事业。

2011年,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深圳七省市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后来又启动福建碳市场,中国的碳市场从单一的国际CDM项目机制,转变为以碳排放权交易为主、项目抵消机制(CCER项目)为辅的碳市场体系。

随着交易项目的转变,行业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于是在2012年,中创碳投成立子公司从事低碳行业的教育培训。中创碳投的定位,也从创立时的“低碳综合服务商”,转向“碳中和综合服务商”。

行业火了

从中国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后,碳中和的概念火了,想做碳中和生意的公司蜂拥而至。

唐人虎甚至遇到,有人从上海跑来找他做“碳中和墓地”。除了这种离谱的需求,他也发现,曾在2017年底因为碳市场启动滞后而离开的人,不少都重回碳圈。

资本嗅觉敏锐。业内另一家碳中和公司披露A轮融资后,创始人当天的手机有1000多个未接电话、100多位投资人的好友申请。

行业热度也传导在中创碳投的业务变化上,员工人数从年初到目前增长60%,年内为8个省和数十个城市做了碳达峰规划。

唐人虎作为总经理,2021年出差不断,“谈各种合作的框架、给客户讲课,介绍碳中和相关的事情”,他发现,无论对政府还是企业,减碳都成为必须要做、纳入多个考核维度的事。

面对汹涌的行业浪潮,中创碳投需要加快速度。虽然唐人虎判断,行业目前在创新阶段还没到竞争阶段,但他承认,“我们是压力最大的公司,原来在小圈子里笨鸟先飞,做了十年,上了个大台阶,但现在不能慢慢做了”。在2020年底定发展方向时,他就告诉团队,行业会进来一批有人才、有场景、有资本的大机构,如果不快速发展,那就是死。

中创碳投的思路是从咨询切入,先ToG再ToB,随着客户需求,不断补充需要的模块。业务的逻辑已经建立,“先盘点数据,摸清家底,然后告诉企业下一步应该用什么样的工具,上系统、建立制度”。客户企业也需要分类,一种是碳中和对业务有实际影响的企业,比如排放大户肯定最关心,还有要进国际市场的企业得考虑国际碳中和规定;第二种是业务本身没有太大的直接影响,比如金融机构等,自己没有什么排放,但考虑到品牌和客户要求等方面,也需要了解碳中和。

除了咨询服务和软件外,中创碳投在多个城市与合作伙伴共建“碳工场”,帮助各地管碳的企业和行业伙伴,共同服务客户的多种需求,从政策、管理、技术到资金,都提供帮助。硬件方面,中创碳投申请了碳芯片等专利,尝试在工业互联网场景,作为碳测量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40年后的生意

谈及发展目标,唐人虎多次提到,中创碳投做的是人与环境的连接,就像百度做人与信息的连接、阿里做人与商品的连接、腾讯做人与人的连接一样。他说,当前的碳市场供给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成长,只有不断明确市场边界、厘清标准,市场中各个环节的从业者才有可能找到一方天地。

唐人虎呼吁,实现双碳目标要理性推进,主管部门和责任主体需要尽快明确概念,算清“碳”的几笔账;能源账、经济账、环保账、民生账、安全账。他说,碳市场本身就是政策带来的市场,中国太大了,碳中和是个40年的事情,政策更需要更稳定明晰。比如如何定义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的温室气体范围如何定义?峰值是多少?都需要相关部门尽早明确概念,再进行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有了目标后,才有考核制度,大家才能朝一个目标快速前进。

从业多年,唐人虎认为,之前国际的CDM体系中值得中国借鉴总结的,是那套公开透明的体系。“我们当时做的项目在哪,给的什么报告,什么时候上报,什么风机,带来什么结果,全部在联合国网站上公开”,要想拿钱,过程透明很重要。

除了公开透明的机制,专业概念也需要被更好地理解。

唐人虎说,中国CDM停了后,国内碳市场履约机制设计有待进一步完善,比如现在有机构,把十年前做的项目拿出来,和客户说买了CCER,项目就碳中和了。他举例这种做法的不合理,“我抽了10根烟产生的排放是实在的物理量,不是数据量,你俩10年前不抽烟,但不能抵我排放的量”,他强调,不能把碳市场的抵消、履约机制,和现在的“碳中和”目标混淆。

厘清概念后,还需要更加公平严格地执法,“要不然数字化时代,特别容易产生造假。”唐人虎又举了一个例子,深圳2020年GDP总量超2.7万亿元,34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一吨碳对应GDP大概是7.9万块钱。黑龙江2020年GDP总量超1.3万亿元,2.7亿吨二氧化碳排放,一吨碳对应GDP是4800元。用简单的模型来算深圳减300万吨碳对应GDP是2380多亿元,黑龙江减300万吨碳对应GDP是140亿元。对国家来讲,在哪儿减300万吨都是一样的,如果两地结合考核,用什么创新机制降低减碳成本,划分责任主体等,都需要思考。

这门生意,要在40年的过程中得到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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